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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土壤修复:行业初起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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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土壤修复:行业初起的乱象

作者:王卉 高欢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9-17 图片 1一方面是大量污染土地得不到修复,污染情况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则是个别地方试图花几亿元修复治理一片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对于这种极端的反差,业界专家称之为“行业初起的乱象”。图为甘肃白银市四龙镇民勤村,工人把掺杂了化学试剂的受污染土壤埋入改良工程的淋洗池中,对重金属污染土壤进行改良。新华社记者聂建江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峻,由此引发的重大社会事件屡见不鲜。其中,尤以重金属污染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大量废弃的有害物质渗入地表,对农产品安全和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重大威胁。随着相关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国家级规划的发布,土壤修复行业方兴未艾。但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这个行业也衍生出门槛低、处理过程过于随意等诸多乱象。多名业内人士、环保专家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防治重金属污染,关键在于控制源头,推进相关产业的升级改造。■本报记者 王卉 实习生 高欢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让这座城市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然而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伦敦奥运会的主场地——伦敦东区,却曾经是一片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区域,英国政府为修复这片场地耗费了大笔资金。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等问题同样屡见不鲜,如云南曲靖铬污染事件、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等。重金属污染已成为近年来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我国环境安全、农产品安全等均构成威胁。2011年,《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作为首批“十二五”国家规划出台。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土壤环境保护,加强重金属等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遏制重金属污染事件的高发态势。日前,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已进入国务院审批程序。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这一系列政策利好无疑为企业进入污染土壤修复产业提供便利条件。虽然一些先行企业深感行业技术门槛高、投入大、利润薄,其中,也不乏一些企业想借此圈地、戴“绿帽子”,甚至浑水摸鱼,但整个行业日益活跃起来已成不争的事实。发达国家的环境修复产业起步较早。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土壤修复产业可占本国环保产业市场份额的30%~50%。我国土壤修复产业犹如初升朝阳,但随着国家对修复领域的规范管理和加大投资力度,土壤修复产业有望成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增长点。由此,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寄希望于我国土壤修复技术尽快走向产业化,并梳理出一个健康的发展模式。土地修复被当成土方工程“在我国,污染土壤修复领域总体来说还处于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初期阶段。目前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修复工程还很少,只有极少数单位的修复技术进入到工程化或产业化阶段。”陈同斌说。相应地,目前能够进行污染土壤修复的企业,在全国也屈指可数。北京金隅集团从2005年开始就介入对北京工业场地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处置修复工作,作为该集团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任立明较早参与了相关工作。对于土壤修复行业发展的态势,他在日前举行的2012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上这样描述:“正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任立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不及时建立行业规范、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这个新兴行业将很容易陷入混乱。他同时建议相关企业依据硬件条件、工程业绩等从环保部门获取资质。“现在我们的管理太粗放,发一本资格证书就万事大吉了。”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院副院长姜林在此次论坛上表示,没有好的监管和培训,单凭发证的监管模式其作用非常有限。“仅对从业资格管理,对政府部门是方便了,出了事反正有企业担着,自己却可以免责。”姜林举例说,美国的环评做得很好,但通常并不发证书。在任立明看来,当下挖土方的人对这一行业造成的较大冲击,恰能从一方面反映政府监管的空白。他介绍,从事挖土方的人跟业主的关系往往更近一些,有固定的利益链条,他们更容易把污染场地修复当做一般的土方活拿下。业主一般不管后续处理的工作有多难,只求把脏土移走,不影响自己的下一道工序就行。但挖土方的人把脏土挖走以后,通常都会倒掉,这必然给其他地方带来污染。“从环保角度而言,还不如在那儿放着别动,这样污染物可能不会散发出来。相关部门应该一开始就加大资格审查和准入的门槛,这是防止行业做烂的一个有效措施。”任立明说。任立明介绍,这与危险废弃物的处置工作类似。比如,针对废铅酸电瓶的回收处理,他的公司需要投入上千万元的资金从国外进口设备,甚至购买专利,以达到电解液的无害化处理。而无资质的垃圾回收者,往往雇几个人,把铅和塑料取出来卖,剩下的东西就随便扔了。“同样处理一吨电瓶,正规公司的投入很大,无资质的公司或个人投入很小,这就是恶性循环。”任立明说。很多专家认为,尽管修复工程包含部分土石方工程,但其根本目标是消减污染或降低环境健康风险。陈同斌一再强调,土壤环境修复产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土壤修复需要去除污染物或控制环境风险的相关工程技术支撑。本土化的重要性针对行业现状,部分受访专家呼吁,国家和行业应尽快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并完善政策法规、建立行业标准。同时,政府部门需要对土地修复施工的全过程、处置后土壤的去向进行监管;治理结束后的土地,还需要第三方进行检测。环境咨询公司中国公司总经理谢辉在前述论坛上表示,在行业发展中应该逐步做到分工明确,咨询、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应该由相对独立的公司分别完成。“分开才能形成制约,否则做工程监理的肯定先推销自己的技术。”来自深圳环境监测站的一位官员也在该论坛上表示,土地修复应采用生态友好的修复方案。他认为,目前的化学淋洗修复往往是为修复而修复,只注意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而不太关注是否会破坏土壤中的有机质和土地肥力。另外,许多治理方式还会产生废气、废渣,怎么处理这些二次污染的问题也需要慎重应对。“矿山、农田、工业场地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都不一样。”在中循环环境技术中心总经理龚宇阳看来,生态系统工程是能力建设,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记者了解到,我国的土壤与外国的往往不一样,污水处理等环境领域也许容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土壤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空间变异性大。有国外企业曾经发现,伦敦奥运场地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未必适用于北京的土壤修复。不仅如此,国内的地域差异也比较大。由于气候、土壤不一样,在深圳能用的技术,在北京却不一定能用。由于土壤和其他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性,要求土壤修复技术必须本土化。因此,在修复领域,发展适合国情的修复技术和工程设备对修复产业的健康和快速发展至关重要。农田修复更急迫同样是重金属污染,随着城市地价的飙升,城市的污染场地与农村污染农田得到的关注迥然不同。“谁买单、修复资金的筹措、技术的选择,各国的情况并不一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环境修复与资源工程研究室副主任雷梅研究员表示,很多西方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技术也比较成熟,其土壤污染问题相对较好控制。我国情况则不一样。我国受污染的农田面积远远大于污染场地。污染场地基本上都能找到业主,因为土地价格高,开发商愿意买单,修复成本容易从房地产开发收益中得到弥补。但污染农田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还是一个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精力投入这么大面积的污染土地修复,这就需要探索一种与地方经济、地方习惯相结合的可以推广的修复模式。”雷梅说。雷梅是陈同斌的土壤修复团队的一员。该团队设计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和产业化等整个产业链的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土壤修复产业上下游之间的技术衔接和大规模工程应用。让雷梅感触较深的是,要做好整个产业链的工作,不仅缺各种专业人才,资金紧缺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因为农田土壤修复技术及其修复成本往往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需要通过政府渠道予以补贴。在国家“863”计划、重金属治理专项资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重大项目的连续支持下,陈同斌团队最早在国内发现超富集植物材料并形成成套植物修复技术和大规模植物修复示范工程,他们还把植物修复技术与修复剂以及微生物措施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高效率的强化植物修复技术和多元化的植物修复技术。“尽管我们在广西、云南、湖南、河南等地使用的植物修复技术已经成熟,已经在上千亩农田中得到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但是我们还必须继续创新和优化现有的修复技术,以不断降低成本;同时将修复工作与当地的经济作物种植结合起来,在修复的同时让农民获得一定的效益。这样才能更利于修复技术的推广。”雷梅说。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徐应明认为,目前,政府尚未公开有关农田土壤污染方面的调查数据,如果几千万亩土地因为被污染而无法生产粮食,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污染农田应该考虑边生产、边修复的模式”。警惕盲目修复一方面是大量污染土地得不到修复,污染情况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则是个别地方试图花几亿元修复治理一片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对于这种极端的反差,业界专家称之为“行业初起的乱象”。“国家虽然可以投入资金,但是这些资金要发挥最大的效益。”陈同斌介绍,某地要投入巨资修复一块农田,但上游有很多尾矿库,每年随着河水泛滥会有不断被污染的可能性,因此投入那么多资金修复,实属没有必要。盲目修复的例子并不只有这一个。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党志认为,如果重金属矿在地底下没有被开采,则不存在土壤污染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风险没有任何暴露的情况下,不必进行大规模的修复。相反,如果贸然实施修复工程,使土地的性质发生改变,反而会产生问题。“各地为获得环保部、发改委等的资助,采用很多不必要的技术,这种思路有问题。有些风险不大的污染土地,值得花几亿、几十亿元吗?”党志在此次论坛上表示,重金属不同于其他污染物,其去除和消减都十分困难,因此应进行源头阻隔或者采取固化、稳定化措施。“还需要时间,需要积累工程经验。”党志说,“5年后有些重金属污染问题也许就不难解决了。”陈同斌指出,减少污染土壤的水土流失,也就是减少土壤中的污染物对环境产生的二次污染。而通过建立良好的植被系统,可以避免重金属随水土流失而迁移,是一种较好地固定土壤中污染物的方式。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张晴丹 发布时间:2016-6-22

蜈蚣草“拔”出土壤之“毒”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看不见也摸不着。此外,由于土壤环境复杂,重金属一旦进入很难出来,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国外的淋洗、焚烧等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不但成本高,且在去除污染物的同时土壤中的有机质和营养物质随之流失,土壤丧失生产农产品的功能。”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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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土十条”的发布使土壤污染修复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对于污染耕地到底有没有行之有效的修复办法?

土壤修复中的蜈蚣草单种模式。北京瑞美德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供图

经过多年的研究,陈同斌带领团队,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田土壤污染修复技术途径,并在田间地头发挥了实际作用,为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提供了科学支撑。

■本报记者 张晴丹

6月1日,在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陈同斌研究团队的重金属污染土壤成套技术集应用作为环保领域代表性成果参展。“这是对前一阶段的总结,更是对后续研究提出更高的希望。”陈同斌说。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看不见也摸不着。此外,由于土壤环境复杂,重金属一旦进入很难出来,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国外的淋洗、焚烧等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不但成本高,且在去除污染物的同时土壤中的有机质和营养物质随之流失,土壤丧失生产农产品的功能。”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发现一种神奇的“吸毒”植物

近日,“土十条”的发布使土壤污染修复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对于污染耕地到底有没有行之有效的修复办法?

利用某些特异植物来大量富集和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等污染物,是当今颇受关注的植物修复技术领域。这些具有特异功能的超富集植物能够将有毒的重金属富集到地上部分,通过收获植物的地上部,便可大量去除土壤中的污染物。

经过多年的研究,陈同斌带领团队,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田土壤污染修复技术途径,并在田间地头发挥了实际作用,为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提供了科学支撑。

到底有没有这种能够大量富集重金属的植物?怎么能够寻找到它?

6月1日,在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陈同斌研究团队的重金属污染土壤成套技术集应用作为环保领域代表性成果参展。“这是对前一阶段的总结,更是对后续研究提出更高的希望。”陈同斌说。

陈同斌将研究目标锁定在砷,“砷是砒霜的主要成分,是所有重金属中毒性最强的物质。”

发现一种神奇的“吸毒”植物

我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砷的储量占世界范围的70%,矿山开采和冶炼都会造成砷污染。当时,国际上报道重金属超富集植物有300种,但并没有发现砷的超富集植物。

利用某些特异植物来大量富集和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等污染物,是当今颇受关注的植物修复技术领域。这些具有特异功能的超富集植物能够将有毒的重金属富集到地上部分,通过收获植物的地上部,便可大量去除土壤中的污染物。

结合地球化学、气象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知识,陈同斌认为,在中国南方地区极有可能存在能够大量富集砷的超富集植物。

到底有没有这种能够大量富集重金属的植物?怎么能够寻找到它?

通过两年多的大量植物采集、室内分析和盆栽试验,对2000多个矿区植物样本的砷吸收、富集和转运能力等进行筛选。1999年,“我们终于在石门雄黄矿附近等地发现了一种名为蜈蚣草的植物。”陈同斌说,蜈蚣草中最高砷含量多达10000毫克/公斤,比普通植物高出20万倍,其羽叶中的砷浓度高于根部,甚至比土壤中的砷浓度还高。

陈同斌将研究目标锁定在砷,“砷是砒霜的主要成分,是所有重金属中毒性最强的物质。”

实验发现,随着蜈蚣草逐渐长大长高,羽叶中的砷浓度也越来越高,繁殖的第二代和刈割后的第二茬蜈蚣草依然保持着很强的砷富集特性,证实其砷富集功能具有明显的遗传特性。

我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砷的储量占世界范围的70%,矿山开采和冶炼都会造成砷污染。当时,国际上报道重金属超富集植物有300种,但并没有发现砷的超富集植物。

在2000年10月“土壤修复国际会议”上,陈同斌团队介绍了这一发现。2002年2月,《砷超富集植物蜈蚣草及其对砷的富集特征》一文在国内著名期刊《科学通报》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

结合地球化学、气象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知识,陈同斌认为,在中国南方地区极有可能存在能够大量富集砷的超富集植物。

只是一个开始

通过两年多的大量植物采集、室内分析和盆栽试验,对2000多个矿区植物样本的砷吸收、富集和转运能力等进行筛选。1999年,“我们终于在石门雄黄矿附近等地发现了一种名为蜈蚣草的植物。”陈同斌说,蜈蚣草中最高砷含量多达10000毫克/公斤,比普通植物高出20万倍,其羽叶中的砷浓度高于根部,甚至比土壤中的砷浓度还高。

蜈蚣草的发现是植物修复技术在中国开始蓬勃发展的开端,极大地推动了土壤修复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但这对于当时的陈同斌来说,“还只是一个开始。”

实验发现,随着蜈蚣草逐渐长大长高,羽叶中的砷浓度也越来越高,繁殖的第二代和刈割后的第二茬蜈蚣草依然保持着很强的砷富集特性,证实其砷富集功能具有明显的遗传特性。

“找到了这样一种植物并不意味着就能修复砷污染土壤。如何将这种植物应用到植物修复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雷梅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把重金属从土壤里“取”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2000年10月“土壤修复国际会议”上,陈同斌团队介绍了这一发现。2002年2月,《砷超富集植物蜈蚣草及其对砷的富集特征》一文在国内著名期刊《科学通报》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大规模繁育蜈蚣草种苗。

蜈蚣草的发现是植物修复技术在中国开始蓬勃发展的开端,极大地推动了土壤修复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但这对于当时的陈同斌来说,“还只是一个开始。”

蜈蚣草在中国有广泛的自然分布。一开始,包括陈同斌在内的研究者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大量繁殖会是一个难点。始终上不去的存活率引起了科研人员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找到了这样一种植物并不意味着就能修复砷污染土壤。如何将这种植物应用到植物修复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雷梅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把重金属从土壤里“取”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于蜈蚣草是一种古老的蕨类植物,需要依靠孢子进行繁殖。相比于种子,微米级的孢子能够储存的营养极少,因此,在很幼小的阶段,蜈蚣草就需要进行光合作用来获取营养。不同于受精过程形成的种子,孢子是无性产生的单倍体,要通过播种、萌发后形成原叶体,原叶体受精才能产生真正的两倍体蜈蚣草植株,受精过程对于水分有较为苛刻的要求。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大规模繁育蜈蚣草种苗。

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在蜈蚣草育苗参数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保证了育苗的存活率,并进一步开展大量工作来缩短育苗时间,建立了蜈蚣草的快速育苗技术。”陈同斌表示。

蜈蚣草在中国有广泛的自然分布。一开始,包括陈同斌在内的研究者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大量繁殖会是一个难点。始终上不去的存活率引起了科研人员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此外,含有高浓度砷的蜈蚣草地上部分的处理处置是另外一个难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收获物安全焚烧技术。”雷梅说。

由于蜈蚣草是一种古老的蕨类植物,需要依靠孢子进行繁殖。相比于种子,微米级的孢子能够储存的营养极少,因此,在很幼小的阶段,蜈蚣草就需要进行光合作用来获取营养。不同于受精过程形成的种子,孢子是无性产生的单倍体,要通过播种、萌发后形成原叶体,原叶体受精才能产生真正的两倍体蜈蚣草植株,受精过程对于水分有较为苛刻的要求。

为此,团队建立了一套超富集植物安全焚烧设备,焚烧之后超富集植物收获物能够减容96%。由于砷在高温条件下很容易挥发,团队研发了在焚烧过程中添加固定剂的技术,尾气中重金属等各项指标完全达标,焚烧后的灰烬还可以提取有价金属或作为危险废物进行安全填埋。

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在蜈蚣草育苗参数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保证了育苗的存活率,并进一步开展大量工作来缩短育苗时间,建立了蜈蚣草的快速育苗技术。”陈同斌表示。

据了解,在利用蜈蚣草进行生物质转化领域,英国Cranfield大学已经与陈同斌团队建立了合作关系,为超富集植物收获物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另外一种途径。

此外,含有高浓度砷的蜈蚣草地上部分的处理处置是另外一个难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收获物安全焚烧技术。”雷梅说。

技术多样 效果显著

为此,团队建立了一套超富集植物安全焚烧设备,焚烧之后超富集植物收获物能够减容96%。由于砷在高温条件下很容易挥发,团队研发了在焚烧过程中添加固定剂的技术,尾气中重金属等各项指标完全达标,焚烧后的灰烬还可以提取有价金属或作为危险废物进行安全填埋。

通过长期的室内研究和野外实践,陈同斌和他的团队形成了集快速育苗技术—田间管理技术—收获物安全焚烧和资源化利用技术于一体的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成套技术。

据了解,在利用蜈蚣草进行生物质转化领域,英国Cranfield大学已经与陈同斌团队建立了合作关系,为超富集植物收获物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另外一种途径。

2001年,在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973”前期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陈同斌带领课题组在湖南郴州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工程示范基地。

通过长期的室内研究和野外实践,陈同斌和他的团队形成了集快速育苗技术—田间管理技术—收获物安全焚烧和资源化利用技术于一体的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成套技术。

在种植蜈蚣草1年之后,土壤的砷含量下降了10%,而收割的蜈蚣草叶片砷含量高达0.8%;3年后,土壤砷含量进一步下降了30%左右;修复5年后,土壤砷平均含量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修复后农田可以安全地种植普通农作物。

2001年,在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973”前期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陈同斌带领课题组在湖南郴州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工程示范基地。

湖南郴州的试点成功为进一步展开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技术进一步推广到云南、广西、河南、河北和四川等全国十个地方的砷、镉污染耕地修复,总修复面积达2000多亩。”北京瑞美德环境修复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珍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修复效果让人满意,得到了政府和农民的认可。

在种植蜈蚣草1年之后,土壤的砷含量下降了10%,而收割的蜈蚣草叶片砷含量高达0.8%;3年后,土壤砷含量进一步下降了30%左右;修复5年后,土壤砷平均含量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的要求,修复后农田可以安全地种植普通农作物。

刘珍贵表示,农田修复要求技术的严格性、精确性、科学性都是非常高的。

湖南郴州的试点成功为进一步展开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技术进一步推广到云南、广西、河南、河北和四川等全国十个地方的砷、镉污染耕地修复,总修复面积达2000多亩。”北京瑞美德环境修复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珍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修复效果让人满意,得到了政府和农民的认可。

经过近20年土壤修复领域的研发,陈同斌团队根据污染程度建立了一系列修复技术,包括植物萃取技术、活化剂强化植物萃取技术、植物阻隔技术、钝化技术以及超富集植物—经济作物间作技术。

刘珍贵表示,农田修复要求技术的严格性、精确性、科学性都是非常高的。

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重点项目、环保部重金属专项、中科院STS计划等支持下,广西环江县人民政府和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联合桂林理工大学等单位在广西环江开展成套技术示范,修复重金属污染农田1280亩,培育蜈蚣草苗40万株。每年利用蜈蚣草和东南景天修复土壤中砷、镉的效率均达到10%以上,修复4年后即可达到农田环境质量标准。利用间作修复、钝化修复和植物阻隔等修复技术使得农产品重金属含量的合格率达到95%以上,同时,间作修复使作物增产8.8%~12.9%。

经过近20年土壤修复领域的研发,陈同斌团队根据污染程度建立了一系列修复技术,包括植物萃取技术、活化剂强化植物萃取技术、植物阻隔技术、钝化技术以及超富集植物—经济作物间作技术。

据陈同斌介绍,该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修复工程。通过在环江县进行大量的科技研发和工程转化试点,建立了“政府引导、科技支撑、企业参与、农民实施”的土壤修复新模式,获得了环保部和多地政府的推荐。

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重点项目、环保部重金属专项、中科院STS计划等支持下,广西环江县人民政府和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联合桂林理工大学等单位在广西环江开展成套技术示范,修复重金属污染农田1280亩,培育蜈蚣草苗40万株。每年利用蜈蚣草和东南景天修复土壤中砷、镉的效率均达到10%以上,修复4年后即可达到农田环境质量标准。利用间作修复、钝化修复和植物阻隔等修复技术使得农产品重金属含量的合格率达到95%以上,同时,间作修复使作物增产8.8%~12.9%。

“将来这些技术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的。”刘珍贵表示。

据陈同斌介绍,该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修复工程。通过在环江县进行大量的科技研发和工程转化试点,建立了“政府引导、科技支撑、企业参与、农民实施”的土壤修复新模式,获得了环保部和多地政府的推荐。

如何利用科技来解决农业、环境中的现实问题是老百姓、各级政府以及中科院向很多科学家提出的现实要求。

“将来这些技术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的。”刘珍贵表示。

“目前的技术还不足以解决中国所有的土壤污染问题。”雷梅表示,这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会继续往前推进这项技术。”

如何利用科技来解决农业、环境中的现实问题是老百姓、各级政府以及中科院向很多科学家提出的现实要求。

“作为科学家,看到科技成果能够以实体的形式出现在眼前是一种极其让人兴奋的体验。希望在不远的未来,能够真正地告诉大家我们完全攻克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难题。”陈同斌说。

“目前的技术还不足以解决中国所有的土壤污染问题。”雷梅表示,这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会继续往前推进这项技术。”

《中国科学报》

“作为科学家,看到科技成果能够以实体的形式出现在眼前是一种极其让人兴奋的体验。希望在不远的未来,能够真正地告诉大家我们完全攻克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难题。”陈同斌说。

《中国科学报》 (2016-06-22 第6版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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